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2年的夏天，沈阳军区机关里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是即将有位副司令员要来上任。
消息本身不算什么，军区人员调动也是常事。
但就因为新来的这位头衔前带着个“副”字，在一些干部眼里，这事儿的分量就轻了不少。
筹备欢迎仪式的工作被安排下来，底下人却有些提不起劲，心思也很直白。
副职嘛，人到的时候派辆车去机场接一趟，安排个住处，似乎也就够了，何必大张旗鼓？
这态度不知怎的，传到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耳朵里。
陈锡联一听，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他把负责的干部叫来，没绕弯子，直接问欢迎仪式准备得怎么样了。
对方照实说了想法，言语间不免带出些许不以为意。
陈锡联的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盯着对方，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地上。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顿了顿，仿佛要压住火气，好把每个字都说清楚。
“他可不是一般的干部，他以前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总理亲自安排过来的！”
陈锡联口中的“他”，正是杨勇将军。
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三杨”的名号响当当，杨勇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十七岁就投身革命，从长征路、平型关，一直打到朝鲜战场的老将，战功赫赫，资历深厚。
因故离开了工作岗位，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得以恢复名誉，重新为党工作。
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安排他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从曾经的北京军区正职，到如今的地方军区副职，这个安排在一些老战友看来，不免有些“委屈”，
甚至有人私下为他鸣不平，但杨勇自己，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多年的风雨似乎已将他淬炼得更加通透，对于职务的高低、待遇的起伏，他看得很淡。
他心中耿耿于怀的，反而是另一件事：那么些年没能为党和国家做具体工作，让他深感不安。
所以，当接到去沈阳的命令时，他没有任何怨言，只觉得终于又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他私下对为之感慨的同志说：“这么多年没给党做工作，心里有愧，现在能去沈阳，有副司令的职责，有具体事情可做，这不是很好嘛？”
这份坦荡与豁达，让听闻者无不肃然起敬，那边厢，在陈锡联的严厉批评下。
沈阳军区机关的氛围为之一变，陈锡联不仅要求必须认真筹备一个像样的欢迎仪式。
更对部下们强调：“等杨副司令来了，你们要多向他请教、学习，以后他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
这话的分量极重，既摆正了杨勇的位置，也堵住了所有可能的懈怠。
1972年8月3日，当杨勇乘坐的飞机抵达沈阳时，陈锡联亲自率领军区主要领导在机场迎接。
这场面，让之前那些嘀咕“只是个副职”的干部，彻底明白了来人的分量。
杨勇到任后，没有进行任何新官上任的“演说”，也丝毫没有计较过去几年个人境遇的沉浮。
他几乎没有任何休整，就迅速扎进了工作，他的工作方法朴实而深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八月底，东北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他亲自带领军区检查组，一头扎进了边防一线。
他们的行程覆盖了漫长的边防线，甚至要深入道路崎岖的大小兴安岭地区。
这对于一个经历过磨难、身体埋下病根的将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旅途的劳顿和恶劣的环境很快击垮了他的身体，行进途中，杨勇突发高烧，情况一度危急。
随行医生进行了紧急救治，才让他转危为安，病情稍一稳定，他就拒绝停下来休养。
他挂着拐棍，拖着病体，坚持走完了原计划的全部调研路线。
这一路，风餐露宿，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沈阳时，带回的不是疲惫，而是对东北边防实际情况的透彻掌握和一份详尽扎实的部队建设规划。
这份用脚步丈量、甚至用健康换来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他开展工作的坚实基础。
沈阳军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中央一纸调令，杨勇又告别白山黑水，远赴西北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职位变了，地方变了，但他那股子劲儿丝毫没变，到了新疆，他依旧是从“跑”开始。
广袤的天山南北，留下了他调研的足迹，只有把情况摸透，心里才有底。
在他的推动下，新疆军区不仅肩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还积极投入到当地的建设中。
参与修筑铁路、公路，兴建石油化工厂，为边疆的发展和稳固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岁月终究不饶人，长年的奔波劳累和早年积累的伤病，不断侵蚀着这位铁打将军的健康。
1983年，杨勇将军病重入院，最终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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